车过了县城往西再走四十分钟，路边水沟上结着一层白霜，太阳照到的那一段化了，背阴的还白着。

韩东升在车上把调取通知书又看了一遍。

“到了先别提辛立本。”他说，“先问那张条子。”

“为什么。”小张问。

“提人和提东西，人家心里是两码事。”

县局出的人在镇口等着，姓聂，叫聂春亮，刑侦大队的，三十七八，手里捏着两张纸和一个笔录本。

“武家那个门面八点开。”他把纸递过去，“昨天你们那两个人在辛家岭问了一上午。”

三个人往街尾走，聂春亮走在最外头。

“一张二百八的条子，市局为这跑这么远？”

“怎么？”韩东升说。

聂春亮说，“我们县去年出去打工的十一万人。协查函一年几百份，找人的占一半。找回来的，一只手数得过来。”

他把笔录本换到另一只手。

“不是不找。是找不过来啊。”

韩东升把通知书折好收进内袋。

“手续走到底。这张纸将来要上庭，怎么来的，得有一行一行的记。”

门脸在街尾，玻璃门，里头一张柜台，柜台面上压着一大块玻璃。玻璃底下压着一沓东西：营运证的复印件、几张名片、两张收车的收据，还有六七张手写的条子。

武明奎五十出头，跑车的，一辆旧面包，这一片红白事都是叫他。这会儿他坐在柜台后头剥橘子，看见三个生人跟着聂春亮进来，把橘子搁下了。

“老板，我们来是想要辛立本那张条子。”韩东升说。

“昨天不是有人问过了。”

“今天来取。”

武明奎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没了。”

屋里的人都站着。

“昨天夜里有人来还了。”武明奎说，“钱收了，条子给人家拿走了。”

“几点。”

“九点多。我正要关门的时候。”

聂春亮把笔录本摊在柜台上。

“来的是谁。”

“不认得。说是替辛立本还的。”

“还了多少。”

“三百。”

“条子上不是二百八吗？”

“他说不用找了。”

韩东升把外套的扣子解开，在柜台前头站着没动。

“两年您没催过。”小张说，“昨天警察一问，当天夜里钱就来了？”

武明奎抬眼看了他一下。

“白事上的账不好催的。”他说，“那年他娘发丧，孝布都是赊的。我要是上门去要，他们那圈半天就都知道了。”

“那就一直不催？”

“我今年正月去过一趟他们村口。人不在。”武明奎说，“我那趟车跑二百八，来回油钱三十几。人不在我就回来了。”

他把橘子皮拢到一处。

“我不指着这二百八吃饭。条子我得留着。”

“留着做什么。”

“万一他哪天回来，我好跟他说一声。”

聂春亮的笔没有往下写。

温则鸣一直站在柜台侧面。他弯下腰，把脸凑到玻璃跟前，从左往右看过去。

“把灯开一下。”

武明奎把头顶那盏拉开了。

玻璃底下垫着一层塑料布，原来是浅蓝的，压了这些年，见光的地方褪成灰白。塑料布上有一块地方还是蓝的。

“这块玻璃能起开吗？”

武明奎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小刀，把边上的胶撬松，跟聂春亮抬着玻璃挪到旁边靠着。

温则鸣没有用手碰那块塑料布。他从包里取出直尺贴上去，量了两遍，报数给小张在记上。

“长十五公分，宽十公分半。四个角是圆钝的。”温则鸣说，“刀裁不出这样的角。这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撕的时候顺着骑缝那一条。”

他把尺子挪到旁边那些条子上，一张一张比过去。

“这一沓里，没有一张是这个尺寸。”

聂春亮走过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