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库尼在香港待了一个月，最后的结果却没有出乎周阳的预料，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由吉布森公司独资建厂。

香港印刷业的规模不算小，全港各地拥有的印刷厂超过了100家，但能入汤姆·库尼法眼的企业却很少。

香港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小而散，根据港府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980年底，全港拥有的工厂数量超过了4.5万家。

但是雇员超过500人的工厂，竟然只有150家左右，只占了全部工厂比例的0.33%。而雇员规模不超过50人的微型工厂，占比却高达93%。

香港可以说是抓了一把好牌，却被活生生打得稀烂的典型代表。众所周知，香港的工业腾飞始于五十年代初。

当时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西方国家开始对新中国实行物资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遭受重创，被迫发展工业来吸纳庞大的就业人口。

但香港工业的腾飞其实并没那么多悲情主义色彩，反而可以说是撞上了一波天大的狗屎运。

因为国内动乱不堪，从1945年到1950年之间，香港在短短五六年间，就涌入了150万的人口。

这些新增加的人口中，既有粤东周边地区的贫苦底层劳动人民，也有携带了资金、技术的国内资本家。

1949年时，全国的工业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部分是日军为战需搭建的东北重工业体系，第二部分是江浙沪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体系，第三部分则是国内其他地区的零散工业。

其中以沪海市为核心的江浙沪轻工业区，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近三成。当时大量江浙沪资本家南下香港，带来了海量的资金、技术工人和机器，这才使得香港纺织业能迅速崛起。

而香港本地的市场规模有限，内地的市场又因为贸易禁运被隔绝，所以香港的工厂订单只能依赖于海外市场。

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进军英联邦市场比大部分非英联邦的国家和地区更加容易。而美国为了补偿对国内贸易禁运对香港造成的损失，又在1953年对其开放了国内市场。这使得香港拥有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可以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经济。

与此同时，欧美等西方国家战后重建的重心，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纺织业等轻工产业迎来了第一次全球性的大规模转移。

但当时国际流行的思潮却是贸易保护，南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经济重心放在内向发展，对于出口贸易并不积极。

这就给了香港一个极其有利的出口空窗期，香港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比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三个地区，分别早了5到15年不等。

亚洲地区与香港一样，从开始就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红利的地区，全亚洲除了香港之外就只有日本了。

但是日本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第一轮工业升级转型，工业重心从纺织等轻工业向钢铁、造船、汽车、化工等重工业聚集。

而进入七十年代之后，日本又启动了第二次产业转型，这次发展的核心开始向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冲刺。

而1980年的香港与三十年前相比，却几乎在原地踏步。早在五十年代初，国内南下资本在香港投资的1800家工厂中，超过500人规模的有25家，占比达到了1.4%。

结果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后，香港非但没能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占比反倒降低了不少。

许多人把香港战后经济的繁荣，归结于英国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但实际上正是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直接导致了香港工业迟迟没法完成升级转型，最后被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三个竞争对手逐一超越。

以韩国为例，朴正熙在1963年刚通过政变上台时，韩国的出口总额还不到香港的零头。但在朴正熙的大力发展下，韩国的出口额只用十年时间就反超了香港。

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电子和重工业，结果成功培育出了三星、、浦项、现代等一大批世界级企业。

而反观香港，其工业化巅峰是在1970年，之后便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衰落之路。没错，香港工业的衰落不是始于八十年代，而是从七十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其中的典型案例是纺织业，欧美国家从六十年代开始，逐步对纺织产品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进口配额制度，于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香港纺织业很快遭到了重创。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香港轻工业发展碰到了天花板，对此感触最灵敏的自然是香港的企业家们。于是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大量香港企业家逐渐转型成了香港地产商。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港英当局对发展香港工业没有兴趣？

因为殖民政府的核心工作，是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不是发展本地的经济。甚至在殖民当局看来，以华人为主导的香港工业要是崛起太快，会使得华人的力量难以控制，最后危及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所以，英国人才会吹嘘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我不给你们扯后腿，让你们自由发展，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中国古代有苛捐杂税猛于虎的生动比喻，所以总有许多人认为，税收少的政府，就一定是好政府。

其实这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观点，判断一个政府合不合格，在于其有没有为广大人民谋福利。

只要收上来的税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税负的高低并没那么关键。按照后世的许多统计标准来看，中国是全世界税负最高的国家之一。

结果中国的工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非但没有破产，反而一步步发展成了世界工厂。而香港是全世界税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但本地的工业却已经基本死绝了。

只能说英国人当初“朝三暮四”的手法玩得很溜，把一大批人忽悠瘸了，以至于几十年后还有人怀念当年当狗的旧时光。

香港表面上的直接税负看似不高，但却通过土地出让金这种间接的变相税收，在对所有香港人进行狠狠的搜刮。

国内的许多政策都是学的香港，结果差点把地方财政学废了。后世庞大的地方债务，已经成为悬在国人头顶上一座危险的堰塞湖。

看一个地方的税负水平高不高，其实只需看那里的财政支出有多大就行了，毕竟政府手里的钱不可能凭空变出来。

比如美国现在执政的里根政府正在积极降低税率，共和党能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要推行小政府主义，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另一方面还要配以大规模财政赤字。

以至于美国政坛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民主党存钱共和党花。

但港英当局在香港可不是推行小政府制，比如香港是全球警民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且香港还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政策，由此产生的庞大开支自然要由全体香港人买单。

高地价直接导致了香港资产估值出现泡沫，使得香港长期承受了远高于周边地区的通胀压力，而这极大地损害了香港工业发展的潜力。

实际上除了卖地之外，港英当局还几乎对外发卖一切可以出售的东西。比如电力、电话、电视、巴士线路、出租车牌照、证券经纪牌照等等。

这些专营权对港府来说未必都像土地拍卖那么赚钱，只不过港英当局作为殖民政府，希望自己的治理难度越简单越好。

所以这种带有极高垄断性质，类似于早期买办制度的专营权，在香港一直盛行不衰，几乎遍及所有公共领域。

服装产业是香港工业的第一大支柱，但因为服装属于纺织产业，受《多种纤维协定》影响，香港向许多国家出口的纺织和服装产品，都会有严格的配额限制。

香港有以何东为首的老四大家族，还有以李家成为首的新四大家族，其实制衣业还有一个“配额四大家族”的说法。

罗氏针织的罗家、丽新制衣的林家、肇丰纺织的方家、万泰制衣的田家，他们并不是全港规模最大的四家服装厂，但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成衣配额，每年靠着炒卖炒卖自己手里的配额而大获其利。

“香港服装配额制度的分配办法，最不合理的地方在于，不是按上一年实际的产量或者出口量来奖励出口商，而是配额拥有方只需使用了51%的配额，就能继续拥有第二年的原定配额。

这就造成了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香港大大小小几千家制衣厂，都在被‘四大配额家族’剥削。”

半岛酒店的大堂茶室内，周阳正在与两位朋友聊天。其中一人正是美国来的林建忠，而开口说话的这一位则是一个女强人。

这位衣品端庄的女士名叫杨旻德，其外祖父是沪海有名的丝绸商人，父母于1949年来香港创办纺织厂，后来又涉及制衣业。

因为父亲杨元荣毕业于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所以家族企业——益达集团创立之初就积极开拓美国市场，现在主要以向美国出口衬衫为主，是林建忠在香港的重要合作商之一。

杨元荣名下同时还有一个主推港美旅游的旅行社，杨家去年还北上首都投资了香山饭店，邀请了著名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津铭来主持设计，明年即将开门迎客。

杨旻德虽然是个富二代，但本人的能力也很出众，先后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学士，以及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然后进入美国著名的投行第一波士顿银行工作，直到三年前才返回香港继承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