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十三郎起床，宁波执事和二爷杨泳一同进来，执事手中捧着一叠衣冠，视之，乃煌煌三品官服和顶戴花翎，十三郎问：“哪来的皇家服饰？”

宁波执事毕恭毕敬地说：“此间肆主，按例纳资为三品官，以示尊贵。”

十三郎“嘿嘿”笑了一声，“捐来的？”

宁波执事依然满脸严肃地说：“此处各商家皆如此，不过，大家都避讳一个捐字，好说不好听，故而称为纳资。”

十三郎说：“我明白了，放这儿吧。”

――“捐官”，就是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史书记载“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之此后汉朝以下唐、宋、元、明都有捐纳，到清朝捐纳成为制度。《史记》中说，秦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是有关捐纳的较早记载。

“捐官”行为在中国古代有着漫长的发展演变史和内容。西汉中期，边关多事，用爵位换取粮食已不足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此时汉武帝进一步鼓励捐纳，决定出卖更具吸引力的官职，“卖官鬻爵”合为一体。唐、宋、元、明时期，捐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捐纳现象之所以大行其道，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强烈官本位意识和“皇权家天下”的意识有着莫大的关系。权与贵本就连在一起，加之最高权力者从中亦能分得眼前的大头利益，因而成为公开的制度安排也就不足为奇了。“捐官”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在封建体制内大体是作为补充财政的权宜之计。“捐官”相对于科举这个当官的正途，也多被称之为“异途”。

到了清朝，捐纳成了与科举相互补充的一个重要制度。既有例捐，也有常捐，且统一管理，明码标价。捐纳越来越泛滥，多的时候百分之六十的官员都出自捐纳。此外，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和穿官服的待遇，甚至可以捐国子监的监生，也就是所谓的“花钱买文凭”。

捐纳泛滥的结果，是官员**，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买一个知县要四千六百两两银子，但其薪俸只有六十两银子。为尽快拿回“捐官”钱，当事官员多会选择收受贿赂，只管捞回本钱，却无心做事。吏治一坏，盗贼四起，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随之出现。

中国历史上好像所有的朝代里面只有清朝是把捐纳作为国家制度下的正常升官途径的，其他朝代虽然有，但是都不如清朝这样成系统，而且作为国家一项重要财源来组织经营。

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因此仅仅山西一省当年一年内捐县丞一万二千人，甘肃半年鼓捣了一万七；雍正年间督考国子监，就是考察那些纳过捐，但还没有正式到任正在等缺的候补官们，结果一万多监生里面九千五百余人不及格，甚至接近六成人交白卷，；乾隆时期规定白米二十石可捐县丞一个，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嘉庆晚年间国库空虚，捐生人数捐到了二十二万；当时全国只有一千三百个县，竟有二十多万候补在虎视眈眈。

雍正的三个模范总督，李卫是雍正家奴，鄂尔泰是祖宗余荫，田文镜是捐纳出身，竟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

捐纳之风如此猖獗以致清朝后期官场内几无净身士人，前期正牌子进士、进士出身的“正途”

官员是不与纳捐的“异途”

官员一起排班站立的，但到了后期自然而然就没有这种禁忌了，原因就是因为拿钱买官的人太多了，一眼看去密密麻麻几乎都是花钱买来的顶戴。

――顺便说个笑话：松江县一个姓赵的人，靠贩卖布匹发了财，之后就捐银两买得通判一个小小官位，被上司召见时，上司问他历来从事什么职业，他回答说以前是卖布的，上司又问：那你为什么要捐钱当个官啊。

他回答说：在下以为作官好过卖布很多。

上司大为生气，马上解除他的官职，他很气愤的离开了，不久到吏部的大堂上大闹索要捐官的钱，并振振有辞说：“既然免了我的官职，就应退回我的钱财。”

吏部官员听了，让听差的打了他五十个嘴巴，一百棍子，赶了出去。

十三郎低头看了一下眼前的顶戴花翎，只见花翎上趴着一个小小的虫蛾，他低下头竖起嘴来轻轻地吹了一下，那虫蛾展着翅膀飘飘悠悠地飞走了，他摇摇头，无奈地说：“可悲呀，十年寒窗，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靠这种捐纳制度维持国系，怎能不生蛀虫，户枢不蠹，国之不亡，那才叫没天理，才叫奇怪呢！”

邻居诸位商肆听说新来的宁波代办肆主是仞力国希拉赤花女王的乘龙快婿、多罗婉珠公主的郎君，争相宴请，出则高车驷马，入则朱户画窗，每次赴宴，十三郎都要穿着三品官服，衣着完毕，十三郎总要对小狗子说：“二爷，你看看，我像不像戏子？”没等小狗子回话，接着说“咱哥俩，再去和他唱一出？”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哎，十三郎唱得好纠结，好违心，好好别扭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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